看世界|在墨西哥我的印第安兄弟

看世界|在墨西哥我的印第安兄弟

2014年8月起,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张青仁以墨西哥社会人类学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的身份,对后现代革命的第一枪发源地——墨西哥恰帕斯州开展田野调查,真正进入印第安社区,对印第安保护区的人文、社会状况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与中国类似,墨西哥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拥有大量的少数民族,而由于存在着土生白人、印第安人和混血人种,它比中国又多了不同人种共同生活的问题。中国的拉丁美洲研究,许多成就来源于宏观经济和国际政治层面。近年来,由于中国与拉美交往的不断深入,一些此前不曾瞩目拉美的微观学科也逐渐进入这片大陆,进行更加具体的研究和了解。正如张青仁在随笔中所记录的: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经历近30个小时的飞行后,我终于在傍晚抵达田野点——位于墨西哥东南部恰帕斯州的小城市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尽管人类学是以异文化研究而兴起的,但一直做国内民俗研究的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有一天来到遥远的拉丁美洲,来到神秘的墨西哥恰帕斯……”

1994年1月1日,恰帕斯州爆发印第安萨帕塔民族起义,并与政府军发生冲突。与政府谈判破裂后,印第安武装将占领的一些地区封锁起来,建立了印第安人保护区。

20年后,在印第安人中间,张青仁从一个更客观的角度真正体察了他们的喜怒哀乐。

2014年10月26日,我第一次见到胡安。那几天,久雨的圣克里斯托瓦德拉卡萨斯终于迎来久违的阳光。此前的漫长雨季使我的调查田野无法深入,访谈对象的拒绝更让我困顿不已。百无聊赖,我骑着自行车四周游荡,也希望能有一些突破。

古老的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有四百多年的建城史。早期的西班牙殖民者占领城市中心的平原地带,形成以中心广场为核心,东至瓜达卢佩大教堂,西至拉梅塞教堂的核心城区。殖民者离开后,这里已成为混血的梅斯蒂索人聚居的区域。由于无力承担高昂的房价,来自周边农村的印第安人多在城市北部的荒地和高山上搭棚度日,形成大片的棚户区。

既是出于对萨帕塔运动以后政府控制区内印第安人生存境遇的关注,也是由于人类学研究中对与现代化隔离的他者的向往,陷入困顿的我一直在圣城北部印第安人聚居的棚户区内游荡。经过辛那坎坦师范学校时,我突然发现旁边的巷子深处有着一个封闭的社区。铁栅门上挂着“圣达·卡达利那社区”的字样,并画有一个镰刀状的图标。直觉告诉我,这个自治社区可能就是我期待已久的田野对象。

当我走到社区门口时,几个守门的印第安小孩指了指旁边“私人社区”的字样,禁止我进入。我用不太熟练的西班牙语跟他们解释,我来自中国,只是想想看看这个社区是什么样子。小孩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我,似乎有些疑惑,于是示意我在门口等着,一个小孩朝社区里面跑去。不一会儿,从小路尽头的办公室里走出一个年轻人。他皮肤黝黑,个子虽高但很削瘦,上身着白色衬衫,下身是黑色裤子。还没等我说话,他便主动介绍自己叫胡安,是社区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并询问我为什么来到这里。我说自己是来自中国的人类学者,对这里的印第安人很感兴趣,想到社区看看。检查我的护照后,胡安打开大门,带我进了社区。

在社区办公室,胡安正襟危坐,向我介绍社区的基本情况。这里的居民都来自周边的印第安人农村,最远的来自帕伦克的印第安村社。由于农村经济的破产,因为无法负担高昂的房租,他们只得在城市北部的高山和荒地上搭棚度日。2009年,胡安的父亲玛利阿诺发现这里有块空地,便率领无家可归的印第安人占据了此地。这种行为遭到政府的禁止,三个月后他们被迫离开。由于境况的持续恶化,他们于2012年再次占领这里,并建立了一个以印第安人为主体的自治社区。胡安自豪地告诉我,从2009年至今,当地已经有1400多名印第安人聚居,成为这个城市最大的有组织的印第安人社区。当我问及自治社区是否与萨帕塔自治社区一样时,胡安摇了摇头告诉我,虽然他父亲曾经参加过萨帕塔民族,不少社区成员也曾在那生活,但他们与萨帕塔并不一样。

胡安的简介让我对自治社区产生好奇,也让我萌生以此为田野对象的想法。胡安听了我的想法,稍作沉默后说他无法答应我的请求,只有等社区委员会讨论,才能决定。虽然有些失望,但我仍然很感激胡安,满怀希望地离开了社区。

两天后,我接到胡安的电话:社区委员会还没有通过我的申请,但他有一个小忙需要我帮助。两天后,他们会在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的大街上,抗议涅托政府削减医疗投入。因为恰逢工作日,自治社区的居民都在上班,队伍没有足够的人手,他想以个人名义邀请我前往。正好,我也想借此时机观察这类社会运动,并取得他的信任,为下一步的田野做准备,于是就接受了他的邀请。

虽然早已习惯墨西哥人晚到的规矩,但我还是按约定时间准时出现在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医院的门口。半小时后,胡安和同伴乘着小卡车到达。见我在一旁等候,胡安显得有些尴尬,连声说着抱歉。他拿出一面旗帜,上面印着自治社区所属的公民组织的标志,并画着醒目的镰刀标识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画像。见到这些物品,我脱口而出:“这些东西中国也有,我们从小就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胡安对此表示出极大兴趣,很好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一边准备的标语,一边向他介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如何带领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得知我是员,胡安伸出右手,充满力量地握住我的手说道:“所以,我们都是左翼的兄弟吧!”能感觉到,他对我的所有疑惑都打消了。

从城市南郊的医院到市中心的广场,这次持续了三个多小时。胡安和我像久未谋面老友一样,沿路不停地聊着。他是佐齐族人,出生于1985年,自幼生活在恰帕斯州潘德洛镇圣达·卡达利那村社一个贫困家庭。家里有15个小孩,他是家里老大。父亲玛利阿诺是幼儿园老师,也是坚定的革命者,一直致力于改善底层印第安人的处境,并与剥削、村民的村社酋长展开斗争,被多次投入监狱。1994年萨帕塔运动爆发后,父亲更离开家乡,参加了萨帕塔民族,直到1998年才回到家里,没过多久却又被投入监狱。特殊的家庭环境使胡安自幼就为家庭生活奔波,但同时也激发了他改变命运的斗志。虽然家庭条件很差,但他始终坚持学习。年幼时在村社教堂承担清洁工作,以此获得免费上小学的机会。小学毕业后,他来到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一边打工一边学习,完成初中和预科的学习。2006年,胡安考上了恰帕斯州最好的大学——恰帕斯自治大学。

收到录取通知那天,激动的胡安决定犒劳自己。走进一家阿根廷牛排店,餐馆服务生竟然因为他的佐齐族传统羊毛服饰而拒绝为他服务。“那是一种无法忍受的侮辱,离开那家餐厅,我整晚都没有睡着,我决定反抗。”那次事件后,胡安意识到,虽然经历了几百年的融合,但印第安人仍然是墨西哥社会主流族群歧视的对象。他决定改变这一切。于是,他开始读切·格瓦拉和马克思,并将他们视为偶像。进入大学后,他成立左翼政治组织恰帕斯农民大众阵线,发起一系列反对歧视印第安族群的抗争运动。胡安的行为引起学校不满,在一次后他被开除。这距离他入学不到半年。但学校只开除了他一个人,组织的其他成员并没有受到任何处理。“因为我是印第安人,其他的成员是梅斯蒂索人。”这个事件使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墨西哥社会中种族歧视的存在,也使他更加坚定了改变这一状况的决心。第二年,他报考为印第安村社培养师资的拉瑞萨师范学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恰帕斯郊区奥体利奥墨塔涅小学任教。工作之余,他继续组织和参加政治组织,领导印第安人抗争运动。此外,他还协助父亲在圣克里斯托瓦德拉卡萨斯创立自治社区。“墨西哥社会的种族歧视已经根深蒂固了,只有持续不断的抗争才能改变这一状况。”讲完自己的经历,胡安意味深长地感叹道。

这次后,我和胡安的联系日益增多。胡安将我拉进了恰帕斯教师组织的Whatsapp群内。关于恰帕斯州内政治斗争的消息,源源不断从这个群里传出。在他的积极推荐下,自治社区委员会最终同意了我的申请。在一次大会上,社区主席玛利阿诺将我正式引荐给社区成员。为便于调查,社区委员会给我分配了一间小木屋。但那里非常偏僻,房里没有卫生间、厨房等设施,甚至连床都没有。见此情形,胡安将自己的一间房子腾给了我,并为我准备好床单、被子等。当他把房间钥匙给我时,我颇为感动,好似漂泊许久的游子找到了停留的港湾。安顿完毕,胡安邀请我去他家吃饭,并让我称呼他的母亲为“妈妈”。就这样,在胡安的介绍下,我成了圣达·卡达利那自治社区的成员,也成为胡安母亲的第十六个儿子。

胡安工作的奥体利奥墨塔涅小学,离城区有一个小时的车程。由于恰帕斯农村小学通常是两班倒的教学方式,即同一年级分为早上8点到下午2点,下午4点到晚上8点两个时段的教学模式。因此,胡安常常6点多就出门,回到家里已是晚上10点。这个时候,常是墨西哥人晚餐的开始。

一天晚上,下班后的胡安邀请我到社区河对岸的小饭馆聚聚。我们点了卷饼和烤肉,就着啤酒吃起来。也许是有些醉意,也许是心里有些憋屈,胡安突然问我:“巴勃罗,你相信切·格瓦拉和马克思的故事吗?”切·格瓦拉和马克思为了贫困大众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在包括恰帕斯在内的拉美广袤大地上,流传着许多关于他们近乎神一般存在的故事。平心而论,对于这些近乎神话的传说我始终抱有怀疑。能理解胡安对他们的情感,但我不愿意盲目地表示认同。于是,我迟疑了。见我迟迟未做回答,胡安不再追问。“不管你信不信,这样的人是真的存在的。我的理想就是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他如此一本正经,我只好尴尬地笑了笑。

见我沉默不语,胡安开始阐述他的革命理想:我们要通过革命,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这个国家不应该只是富人的国家,而且也是我们印第安人的国家。我们愿意团结一切愿意帮助印第安人的富人,我们排斥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富人。我看过《乌托邦》这本书,里面描述的就是我们一直向往的社会主义社会。印第安人是墨西哥的原住民,我们种植植物、饲养动物,有自己的世界观,这些是我们墨西哥能够在全世界立足的依据。但是,印第安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不断被殖民者和统治者们掠夺、否定。所以,我们印第安人的历史是充满斗争的历史。谈到兴奋处,胡安甚至有些语无伦次。

其实,现实中的胡安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献给了政治运动。除每天近12个小时的教学工作外,作为公民独立组织协会联盟、恰帕斯农民大众阵线和自治社区的负责人,他每天要处理很多事务。墨西哥各地的新闻,源源不断地通过Whatsapp群组传递到恰帕斯。每周二的晚上10点,圣克里斯托瓦德拉卡萨斯各个政治组织的负责人都会组织集会,讨论当地印第安人族群运动的基本策略,并对局势的变化作出应对之策。这样的会议通常持续4个多小时,往往会议结束时,天已经快亮了。如果一旦遇上突发事件,胡安还会组织民众。这牵涉到与其他组织的协调等诸多事宜,常常需要讨论一个晚上。我时常因为疲惫在会场上睡着,但每一次胡安都主持讨论到最后。会议结束后,胡安没有任何休息便马不停蹄地投入到紧张的教学工作。

年轻的胡安热爱工作,但更热爱他所生活的这个社区,热爱与他朝夕相处的族人以及哺育他的印第安文明。社区的很多家长来自偏远的印第安农村,他们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也没有一技之长。来到这里后,整天无所事事。他们的小孩也因为没钱办理出生证明,无法享受免费的义务教育。胡安对此非常痛心。自治社区成立后,他便挨家挨户帮助这些家庭寻找谋生出路。对于男性,他常常鼓励他们上街贩卖蔬菜、水果,并通过其他政治组织帮助他们寻找建筑小工的机会。“哪怕是最差的扛着货柜卖香烟、零食,一天也有100比索的收入。”对于女性,胡安则鼓励她们前去旅馆应聘服务生和保姆的工作,将其介绍到城市的旅游公司,或者让她们在家里绣制传统印第安纺织品。“我们要工作,只有工作才能够自食其力。不工作,等着别人的施舍,永远都是被人瞧不起的老鼠。”在他的帮助下,大部分印第安家庭都找到了固定的工作。有了固定工作,孩子们也有钱办理出生证明,进入学校学习。“印第安人不能成为被社会抛弃的弱者,而是要学会适应社会的发展,在墨西哥社会有一席之地。”胡安常常像个领袖一样告诫我,告诫与他朝夕相处的族人。

由于自治社区的土地占用没有得到官方的批准,政府总是试图驱赶印第安人。为捍卫这片土地,自治社区与恰帕斯州内的多个政治组织取得联系。迫于这些政治组织的强大影响力,政府不再直接派出军队,而是雇佣恰帕斯地方的一些准军事组织,借助他们的力量驱逐社区民众。2014年12月29日,社区受到攻击。当时,我和胡安正在街头组织民众,自治社区只有少量的治安人员驻守。几个回合后,准军事组织没有办法进入社区,转而放火焚烧了社区旁边的玛雅医学中心。当我们回到社区时,大火已经燃烧起来了。胡安组织社区民众奋力扑救,才没有造成更大伤亡。看着狼狈不堪的胡安和社区民众,我长叹一口气。胡安却并不以为然,淡淡地说:“指不定明天还会有更大的事情呢!”

果然,第二天出版的恰帕斯日报声称是自治村社的民众放火焚烧玛雅医学中心,并污蔑胡安和社区委员会的几位领导犯有罪行。胡安非常愤怒:“这明明是污蔑。政府想用这样的方式赶走我们。”意识到这一点,胡安迅速联系恰帕斯州内的多个政治组织,并邀请当地媒体深入自治社区采访,向外界揭露真相。一连几天,胡安总是配合媒体,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着当时发生的事实。

新年来临之际,我和胡安照例在社区对面的酒馆里喝着啤酒。但这一次,胡安不敢有丝毫的懈怠:“鬼知道政府会不会趁着新年再来骚扰。所以巴勃罗,我不能喝醉。”万幸的是,在新年过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府和准军事组织都没有再骚扰过自治社区。

在多元、开放的拉美,几乎每位革命者身边都不乏美女的陪伴。他们与美女的爱情故事,也成为其革命神话的一部分。切·格瓦拉如此,甚至胡安亦如此:他身边,总簇拥着漂亮的姑娘们。对此,他妈妈不太高兴,老人家时不时地语重心长地教育我:“巴勃罗,你可不要像胡安一样,交那么多女朋友。”

胡安从来没有否认这一点,甚至坦言自己对不起那些女朋友。但他说从来没有要求她们守在自己身边,相反是女孩子不愿意离开,坚持留在他的身边。

事实,或许真如胡安所言。在一次聚餐中,洛里亚——胡安的一个女朋友,就对他呼吁推广印第安双语教育、反对涅托政府教育改革等经历娓娓道来,甚至能说出胡安帮助了多少个印第安失学儿童。讲述这些的时候,洛里亚眼神里充满着崇拜。

虽然在男女关系上胡安表现出传统取向,但在很多方面,他又不像传统的革命者。拉丁美洲诸国在独立后试图建立民主的政府,但集权的君主制拥护者们却试图进一步控制国家权力,在局势混乱、缺乏宪法有效约束的背景下,形成独裁政治的氛围。这种政治环境,也影响到了底层的革命者。在圣达·卡达利那自治社区,胡安的父亲玛利阿诺是负责人。长期革命斗争的经历使得他非常强势,虽然设立了社区委员会,建立了社区委员会集体决议的制度,但重大事情常常是玛利阿诺一人说了算。胡安对此非常不满。

有天晚上,胡安跟我吐槽父亲:“我真希望他再多坐几年牢,那样他就能想明白了。”前几天有位佐齐族的单身妈妈希望能够入住自治社区,社区委员会已批准她的申请,但玛利阿诺不同意她入住,反而将名额给了另一个印第安人。“并不是说他们不能入住,只是她有两个孩子,又没有丈夫,我们应该首先帮助她。何况社区委员会已经通过她的申请,玛利阿诺却推翻了大家的决定。他真的是独裁者!”“为什么玛利阿诺会同意另一个人的申请呢?”“为了钱,那户人家能够给玛利阿诺两千比索。”说到这里,胡安的脸上满是愤怒。

作为一个革命者,玛利阿诺付出了太多,也沾染了一些不良习气。比如一意孤行,利用职权贪污……在他看来,来自中国的我肯定有着不菲的收入,曾数次要求我帮助他和社区的居民。与玛利阿诺不同,胡安受过完整的大学教育,且对社会主义有着坚定的信仰。他能够彻底地抛弃父亲身上的落后思想,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在一次激烈的争吵后,胡安与父亲不欢而散。此后的两个月,两人一直处于冷战状态。有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玛利阿诺再次询问我是否愿意帮助印第安人时,胡安朝我使了个眼色。饭后,他很郑重地问我:“巴勃罗,我知道你可能有钱,也知道你愿意帮助我们。但是,你下次过来的时候,请你务必不要把钱给我的父亲,因为父亲肯定会扣掉一些。我们一起开车去超市,把钱都换成物品。这样,我的父亲就没法扣了,他也不会生气。”

离开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的前一天晚上,我和胡安又一次在社区对面的酒吧里喝酒,并再次向我阐释了他的革命理想:要以圣达·卡达利那自治社区为样板,建造一个不同于萨帕塔民族解放自治区的、更大范围的印第安自治市,让所有的印第安人都能够住上房屋,都有工作。人们会说西班牙语,印第安语言和文化也得以保留,大家互帮互助,印第安人美好社会的愿景得以实现。“这个梦想并不遥远。巴勃罗,也许当2016年你再次回到这里,我们就已经实现这个梦想了!”

回到祖国后,虽然与恰帕斯相隔万里,但我常常通过Whatsapp获得自治社区民众的近况。我知道,2015年7月30日,胡安邀请伊瓜拉市被政府勾结的黑帮杀害的43名学生的家长来到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并在中心广场发表了声泪俱下的演讲,给恰帕斯地方政府和墨西哥联邦政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我开始为社区民众的命运担忧。不断发送的消息,证实了我的猜测。8月10日,两个准军事组织联合派出人员,绑架自治社区250余户家庭的成员,打伤170多名居民,最终迫使民众从自治社区撤离。我开始为胡安的处境担忧,但每次聊天,他都告诉我,大家都很好,困难只是暂时的,你的墨西哥家人在恰帕斯等着你回来。这样的通线日。

那天,忙碌过后的我正准备睡觉。突然,恰帕斯教师协会的负责人何塞从Whatsapp发来消息:“巴勃罗,胡安两天前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晴天霹雳。打开与胡安的Whatsapp聊天账号,最后的登录是在两天前。群里关于胡安遇难的消息也不断传来。通过这些只言片语我得知,政府驱逐社区民众后,胡安率领无家可归的印第安人发起持久的抗争运动,由此引起政府更大的不满。迫于舆论的强大压力,政府并没有直接采取措施,而是继续雇佣恰帕斯地方社会的两个准军事组织,威胁攻击参与抗争的民众。2015年11月,胡安就已经收到死亡威胁,但他没有任何妥协。2016年3月24日早晨,当他开车前往学校上班时,身中九弹而亡。而那个时候,我正坐在天桥剧院里,欣赏着来自墨西哥的玛利亚奇在中拉文化交流年开幕式上的表演。

胡安去世后,在印第安自治社区生活的场景总会出现在我的梦里。其中最多的一幕是在圣诞之夜,胡安戴着印第安人的大盖帽,穿着笔挺的西装,弹着吉他,唱着他教给我的那首《恰帕斯充满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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